我與溫哥華關氏三傑 程國強
我因為工作關係，接觸到很多僑領人物，其中不少可歌可泣的史實及趣事可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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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崇穎 |
關崇穎先生以一介布衣得以榮任若干要職，在僑社具有龐大的影響力達半個世紀之久。他不但是溫哥華龍岡公所的領導人，更是中國國民黨駐加總支部的常委和總統親自任命的僑務委員。
尤其在中國國民黨全盛時期，中央評議委員未曾超過百人，而排名先後也是以年齡為準。當年關崇穎名列十二，與眾多黨國元老平起平坐，被視為全球僑胞最大的光榮。
然而，崇穎伯雖然年高德劭，對於後輩的提攜卻是不遺餘力，也令我受益匪淺，永誌難忘。他也是一位極重倫理的長者，尤其是對於國家元首的忠誠。
記得在返台參加國民黨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時，某天晚上他問我：「蔣總統日理萬機，平日出巡都手持拐杖極其威武，我想他這麼多年，拐杖不止一根。如果能賜我一根『龍杖』，將是我最大的光榮。」
我聽了以後被他的奇想所感動，連夜為他寫了一份報告給中央黨部，但是並不抱希望。沒有想到，不久便接到時任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的電話，說已經安排了「贈杖」儀式，到時由蔣經國代表致贈。這在祟穎伯來說不僅是家族的光榮，對全球僑界也是空前絕後的歷史。返加後他不但設宴慶祝，還認為是「開平之光」。
提到關雲龍先生，他等於是崇穎伯的二代傳人，為人豪爽仗義，心思細膩，早年投身軍旅，解放後到台灣，再轉赴溫哥華投奔崇穎伯。由於他勤勞努力，粵語、國語均極為流利，不久便在僑社居於領導地位。
我在七○年代參與僑務工作之初，許多艱苦的任務得以順利完成，就是得益於和雲龍叔的合作無間。因為那時他擔任國民黨總支部的首席常委，在僑社已是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是那一種吃苦耐勞的「開平精神」，為了忠於那個時代的革命理想，他可以勇往直前。
只可惜雲龍叔退出僑社後，身體每況愈下，最後以「中國國民黨黨務顧問」的名譽而終其身。
至於說到關崇穎的侄子關啟宗，他可以說是一個傳奇人物，原來是服務於台北漢中街派出所的警察，六○年代奉伯父之命移民溫哥華，歷任僑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駐加總支部常委、全加中華總會館理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我之得識啟宗夫婦也是始於七○年代的「新民國報」時期，那時他正值生活艱苦事業初創，仍在報社任印刷廠主任之職，賺些兼薪貼補家用，平時加班印報從無怨言，如非基於對黨國的忠誠信仰是絕對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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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啟宗 |
後來我返台服務，多年後退休回加，關啟宗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僑領。然而他的成功絕不是浪得虛名，對於行政上的處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特別是對僑界和黨部的大小事務，這也是我經過他的懇邀，願意以退休之年再度服務黨部和僑社的最大原因。
然而不幸的是，關啟宗因操勞過度得了肝癌，使得原本赴大陸參加「兩岸僑務座談會」的計畫也只有作罷。但是他特別叮囑我，在我去開會時如有任何情況，請我立即趕回辦理後事。果然在我結束廈門會議的當天，就接到關太太的電話，我也因此辭去「全球僑領南昌訪問團」團長一職，轉由舊金山前立法委員張人雋兄代為率團前往。
由於啟宗先生在全球華僑中的人脈甚廣，且在溫哥華政商關係頗佳，故而我請中華民國駐溫經文處的龔中誠處長擔任治喪委員會的榮譽主委，我則以主委的身分在喪禮中宣布中央黨部的黨旗覆棺證明，那天有各界致意人士超過五百人，我稍感安慰的是，沒有愧對相交四十年的同儕好友。(摘自世界新聞網)
